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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110年》王友富
2015-01-22 10:54:06 来源:王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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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者王友富:1972年生,历史学硕士。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专门史专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芈一之教授。现为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讲民俗学与民族考古学。
   北京人遗址

  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村龙骨山北部

  历史:距今约70~20万年前

  发现:1918年

  “北京人”遗址坐落于北京市西南约48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村龙骨山北部,

  是现今世界上发掘出遗迹遗物最多、论证最为系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

  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龙骨山上的发现

  早在北宋时期的文献上,就有北京周口店附近出产“龙骨”的记载。古人所谓的“龙骨”其实只是原始生物的骨骼化石而已。据说将“龙骨”研磨成粉敷于伤口,便可以止痛并使其快速愈合。因此这座盛产龙骨的山就被称为“龙骨山”。

  龙骨山处于山地和平原的过渡地带,西北为绵延起伏的西山,东南则是开阔的华北大平原,山脚下还有潺潺溪水流过,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由于周口店附近多为石灰岩地带,在水力作用下,山体上形成了很多洞穴,是原始人居住的理想场所,“北京人”遗址就被发现于其中的一个洞穴里。这个俗称为“猿人洞”的天然洞穴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2.5米到42米不等,第一枚“北京人”牙齿化石就发现于此,因此考古学家将这里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始于1918年,最早的遗址是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的,在他的带领下进行了遗址的试掘工作。周口店遗址的正式发掘工作是在1927年由加拿大学者步达生领导进行的。在这次考古发掘中,步达生于遗址外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并正式将这种新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第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出土于1929年12月2日,此次发掘活动由中国古生物学家、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主持,除头盖骨化石外,还出土了部分有人工痕迹的石器工具,并发现有用火遗迹。12月6日,裴文中用自己的被褥把头盖骨仔仔细细地包裹好,然后亲自将这批珍贵化石护送进北京。

  1936年11月,在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的地方附近又有重大发现。当时只有28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普通练习员贾兰坡(1908—2001)在11天内陆续发现了三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周口店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一具完整头盖骨和一具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以及大量动物化石残片、打制石器和灰烬等。

  在战争中离奇失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已发掘出的化石被迅速转移到了美国创办的北平协和医院内。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日美关系也开始日趋紧张,协和医院随时有被日军接管的危险,于是有关人员开始计划将化石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点。

  重庆中央国民政府提出了三种处理方案:一是把“北京人”运往当时抗战大后方重庆妥善保存,但当时华北地区已被日寇占领,化石能够安全运抵重庆的可能性很小;第二个办法是在北平城内秘密掩埋,但这种方式无法保证化石绝对安全;第三个方案是将其运往美国暂时保存。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第三种方案最为可行。

  于是,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立即给远在北平的裴文中写信,述说局势的险恶以及中央政府对“北京人”头盖骨命运的担忧,并在信中建议,将化石悉数交与美国友人,运至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代为保存。

  紧接着,国民政府委派时任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开始积极与协和医院院长胡顿协调运送“北京人”化石事宜。翁文灏还专门致信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表示了中方希望将头盖骨交由美国代为保存的意愿。但由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的,根据当时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所有发掘出土的遗物都保存在中国本土,因此美国方面拒绝了中方的请求。

  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努力下,1941年11月,美方终于同意将这批化石暂存美国。运输方案由美国驻华领事馆确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护送。

  第2节:北京人遗址(2)

  美国领事馆的计划是先将化石用专列由北平运至秦皇岛,然后再由美国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运至美国。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晚了一两天,之前为保护化石所做的全部努力都化为了泡影。

  “哈德逊总统”号原定于12月8日启程回国,但就在启程前一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临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为了配合日本海军的行动,驻扎在我国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扣押了美国在秦皇岛霍尔姆斯兵营内的全部人员及物资,而“北京人”化石此时正在这里等待装船。

  据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医生威廉?弗利回忆:“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最后一点记录,从此这批化石便神秘消失,至今仍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现了“北京人”下颌骨、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骨器以及用火遗迹,但一直没有找到头盖骨的新化石。对这些化石和工具、遗迹的研究结果表明,“北京人”生活在距今大约70到20万年之间,其头部特征较为原始,平均脑容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均为1400毫升),属蒙古人种,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56厘米,女性平均身高约为150厘米。“北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中,通过狩猎和采集获取食物,已经懂得使用和保护火种。

  考古学家心中永远的痛

  按常理推断,这批化石当年遭到日军扣留,自然是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但目前所见的资料显示,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方还曾多次威胁裴文中,要求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拒绝提供任何消息,因此在1944年被关入日伪监狱直至战争结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曾将在战争中劫掠的一大批古人类化石交还给中国,但“北京人”化石并不在其中。

  战后有传闻说这批化石当时并没有到达秦皇岛美军基地,而是在途中就被日军截获,后来被埋藏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面。1996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用专业仪器在日坛公园进行了实地探寻,结果却一无所获。

  不过,据贾兰坡先生回忆,这批化石确实被运达了秦皇岛,但在前往美军基地的途中就被日军截获,从此便下落不明。前面提到的威廉?弗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医,为了保密,这批化石被分装成两箱后,混装在他的二十多箱行李中,作为私人物品运送。威廉?弗利被日军俘虏后,行李也被全部扣留。后来,威廉?弗利被羁押在天津战俘营,日军陆续将行李还给他,但是装着“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却一直不知去向。

  后来美国政府提供给中国的信息中也认为,化石很有可能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将其装载在日舰“阿波丸”号上运往日本,但在途中被美军潜艇击沉。

  1977年,中国政府对“阿波丸”号沉船进行了打捞,限于当时的潜水技术,无法将沉船打捞出水,只是从中打捞出了当年溥仪带往伪满洲国的一些文物,并没有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踪迹。

  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批化石的下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对此念念不忘;1998年,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召集了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展开“世纪末大寻找”,然而却依然一无所获;2005年7月初,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但是至今仍未见结果。

  第3节:河姆渡遗址(1)

  河姆渡遗址

  地点:江苏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

  历史:距今约7000年前

  发现:1973年

  河姆渡遗址位于江苏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该遗址是在1973年夏季,由当地农民在建造排涝站时发现,遗址堆积厚度4米左右,上下叠压着4个文化层。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7000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艺术品,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地理、气候、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最早的干栏式建筑

  在河姆渡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干栏式建筑的实物。干栏式建筑是指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我国史书中又将这种建筑称为干兰、高栏、阁栏和葛栏等,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

  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发现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其中一座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总面积达160平方米,蔚为壮观。

  河姆渡遗址中的干栏式建筑以大小木桩为基础,用榫卯连接木构件,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形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等构建墙壁,建筑外观与现在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干栏民居很相似。

  这种底下架空,上带长廊的干栏式建筑很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但是建筑过程要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复杂得多,不仅要用到大量木材,还要经仔细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需要大量人员协同分工劳作,在建造时对技术要求也较高,需由专人进行现场指挥。从河姆渡遗址的遗迹分析来看,干栏式建筑的建造技术在当时已经基本定型,这说明当时的河姆渡居民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建筑规划设计经验。

  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河姆渡遗址是典型的农耕文明遗址,在对遗址进行的两次发掘中,大多数探坑都发现稻谷、谷壳、稻叶、茎秆和木屑、苇席交互混杂的堆积层,厚度一般在20厘米至50厘米之间,最厚处达80厘米。经专家鉴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

  河姆渡人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根据勘测及出土农具判断,这块地当时的最高总产量约为18吨左右。

  目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 关于水稻的起源,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一直存在争议。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稻种,彻底推翻了这种说法,为我国栽培水稻从本土起源的观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1993年,在我国湖南道县玉蟾岩,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种,时间距今约14000年至18000年,由此证明了我国种植水稻的悠久历史,是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农具,其中多数是骨耜,共有170件,其中两件的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扎用的藤条。骨耜是用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的,其上端厚而窄,是柄部;下端薄而宽,是刃部。柄部凿一横孔,刃部凿两竖孔。横孔插入一根横木,用藤条捆绑固定。两竖孔中间安上木柄,再用藤条捆绑固定。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骨耜相比于石器,更加轻便灵巧,而且表面光滑,不易沾泥,十分适宜在江南水田中使用。此外,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少量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工具。

  河姆渡文化最发达的手工业是骨器的制造技术。在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大量骨制实用器,还发现了不少原始艺术品。这些骨器普遍磨制精细,如雕刻着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的骨匕、骨笄,以及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用鸟类的肢骨中段制成的骨哨等。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正面中心阴刻着5个同心圆,外圆的上部还刻有火焰,象征太阳,在两侧刻有一对相向而视、圆目钩喙的鸷鸟,边缘还刻有线条流畅的羽状纹饰,雕工十分精美,是原始象牙雕刻中的珍品。这件牙雕现在存放在浙江博物馆中,是该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对这件牙雕图案的解释有“双鸟朝阳”、“双鸟舁日”等说法,从中可以看到河姆渡人对鸟和太阳的崇拜。联系之后良渚文化中的玉鸟、鸟纹以及越地青铜器中的众多鸟形装饰,可谓开后世鸟崇拜之先河。

  第4节:河姆渡遗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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