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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2015-03-18 10:24:04 来源:《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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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井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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