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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
2018-01-08 14:54:17 来源:东岳论丛2006年第3期 来源: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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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

  东夷是我国东部沿海的古老部族,少昊氏属于其中一支,它以鸟为崇拜图腾。这是早在五十多年前,学术界通过钩稽文献记载所达成的共识[1]。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学界又逐渐形成了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属于东夷少吴氏、太昊氏为代表的文化这一共识[2]。后来随着史前陶文等新资料的发现,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分布于豫东皖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属于太昊氏的遗存,在鲁南和鲁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则是少昊氏的遗存[3]。这些实证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海岱地区史前社会的认识。但同时又出现一个问题,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鼎盛期实际是龙山文化,如果认为少昊氏只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必须对它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将与少吴氏作为东夷族最繁盛支系的大量文献记载产生矛盾。因此,就有必要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少吴氏在史前尤其是龙山时期的发展流变进行探索,这有助于我们准确评价少昊氏在海岱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少昊氏

  大汶口文化属于少吴氏的文化,此说是唐兰先生1977年首先提出的,根据主要是文献记载的少昊氏之后裔大都分布在山东省及附近地带,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吻合,而且在少昊之地曲阜和莒县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唐兰先生同时把鲁东南发现的日火组合陶文释为“炅”字[4],后来田昌五先生又释为“皡”字,并认为即太皡和少皡之“皡”,犹如后世的族徽[5]。综合看这两种解释,可以认为“炅”字应即太吴、少昊的“昊”字本体。有学者又结合“太昊氏都陈”的文献记载,进一步把太昊氏界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豫东皖北一带[6],这一观点随后为皖北蒙城尉迟寺发现的日火山组合陶文(应是日火组合的增繁体)所证实[7]。对此我们表示赞同。这一发现也从侧面证明了“炅”为“昊”字本体的判断。

  而有学者又进一步从鲁中南和鲁北未发现类似陶文,以及曲阜为少昊之都的文献记载出发,把少昊氏的范围界定在大汶口晚期的鲁中南和鲁北一带[8]。更有的甚至从“舜生于诸冯(按指鲁东南诸城一带)”的文献记载出发,认为鲁东南发现陶文的晚期大汶口文化属于帝舜太昊氏的遗存[9]。对这两种观点我们不能苟同,因为既然太吴与少昊同属一族,则少昊氏理当也会出现类似鲁东南和皖北的陶文,但迄今在鲁中南和鲁北却并无这样的发现,所以前者观点令人怀疑。至于后者观点,显然是把明显晚于太昊的帝舜文献记载与太昊相混淆,是不值一驳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的陶文应是肇示“昊族”崛起的重要载体,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剧烈的社会演进和区域互动的真切反映,因此,未发现这类陶文的地区就不宜认定为两昊之地。况且《左传》等文献已载明,鲁东南直到周代还有少吴氏的后裔莒、郯等国。由此我们认为,鲁东南出土的陶文应属少吴氏的遗存,它与皖北出现陶文的太昊氏应有密切的区域互动关系。这样解释既符合目前陶文发现的地理分布,也符合太昊与少昊基本同时出现的文献记载,而鲁中南和鲁北的晚期大汶口文化则属于未见记载或有待甄别的其它东夷支系的遗存。

  从考古学上看,鲁东南一带在大汶口晚期是突然崛起的,这种突然崛起主要表现在由众多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以及众多陶文本身所表达的社会含义上。目前,已有学者从聚落考古角度对前者做过系统论述[10],多认为这时的鲁东南已进入文明起源阶段,甚至出现了王墓。关于后者,目前学界虽已对这20余件约8种个体陶文做过深入的考证,但对陶文本身所表达的社会含义关注不够。我们受有关学者对良渚文化相关遗存的研究启发[11],认为:日火组合的陶文释为“炅”字较为合理,应是少昊(炅)氏的王号,后来又发展成族徽,其本义应源自鸟图腾崇拜;释为“斤”或“戉”的钺形陶文应是对装柄玉石钺的摹画,表明少吴氏已有象征王权的权杖实物;释为“皇”或“享”的圭首形陶文则是对羽冠的摹画,说明少吴氏已有象征王权的王冠实物。由此可见,这些陶文实际上是少昊氏用来渲染和神化一个政治实体最核心部分——王及王权的符号与载体。这就使少昊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变得更为具体和真实,同时也是与众多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相吻合的。

  少昊氏的具体地域范围也有线索可寻。从大的范围看,这些陶文只发现于鲁东南一带,而在同样是当时的文化重心之地、并且同样经过大规模考古工作的鲁中南一带(如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等)却迄今未有发现,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把少吴氏界定在鲁东南的重要证据。与此同时,鲁东南这些陶文也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即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另据有关资料,早年在莒县仕阳遗址和莒南县的某个遗址[12],也发现过类似陶文残片,后因故遗失。这样看来,这些陶文的分布范围应在鲁东南中部的莒南、莒县到诸城这样一个南北狭长的地带。这实际上就可视为少吴氏所控制和由南向北迁移的地域范围,而非笼统的文化面貌近似的鲁东南广大地区。这一范围的推定也能使少昊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变得更为具体真实。

  二、龙山文化早中期的少昊氏

  学界认为少昊氏没有进入龙山文化时期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上述陶文在龙山时期遗址中未见发现。但同时又未对其中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作出合理解释,更未对龙山时期东夷各族与少昊氏的关系作出解释。我们认为这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观点是:少昊氏不仅延续到了龙山时期,而且还实现了大发展。线索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照尧王城遗址出土的陶文。据报道,尧王城在1992—1993年的发掘中,曾经发现过陶文残片,据有的资料披露,它与陵阳河出土的“皇”字圭首形陶文相近[13]。尧王城遗址的面积达50万多平米,最近的调查显示可能还要大,是鲁东南主要的龙山文化遗址之一,经发掘出土的均为龙山早中期遗存,只在龙山早期堆积中发现过大汶口文化晚期遗物[14]。如此看来,这件陶文尽管尚未正式发表,但基本可以认为是属于龙山时期的。而上述已经证明,圭首形陶文是对实物羽冠的摹画,是少昊氏象征王权的王冠反映,这显然意味着少昊氏已延续到了龙山时期。另外,陵阳河一类陶文大都刻在大口尊上,这种尊最近在鲁北淄博桐林龙山文化城址中已有发现。但总体看,这种陶文和大口尊到龙山时期确实明显减少,推测这可能与少昊氏表达王权的载体发生转变有关。

  二是反映贵族权威的陶玉礼器的紧密传承关系。目前所知,从大汶口到龙山的过渡最早应首先发生在鲁东南一带,因为这里发现的大汶口和龙山遗存前后衔接最紧密。这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用具上,更表现在贵族用的陶玉礼器上,对此很多学者都做过深入探讨[15],其中蛋壳高柄杯、鼎和鬻这三种陶礼器就是引用最多的典型器物,其它的如玉石钺、戚等也是如此,玉石琮、璋很可能也是这样。而在海岱地区其它地方,此时则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孑遗区,尚未真正发展到龙山文化。近年在皖北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龙山文化早期成熟形态的高柄杯就是证明[16],相信随着观念的转变,类似的孑遗遗存还会有所发现。

  3 [转]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

  仔细检核鲁东南已发表的资料又能发现,这种过渡期遗存又具体在鲁东南的东北部体现得最清楚,如日照东海峪、五莲丹土、诸城呈子、安丘峒峪和胶州三里河等都是这样的遗址。当然,鲁东南南半部的临沂湖台、大范庄也有这样的典型遗存发现。如果再考虑尧王城发现的圭首形陶文,东北部的这些遗址很可能是属于少吴氏的遗留。也就是说,少吴氏很可能在大汶口向龙山过渡时发生了地域迁移,从鲁东南中部以莒县为中心的地域向北迁移,这些遗址所在的以日照为中心的诸城、无莲到胶州和胶南等地,就可视为此时少吴氏所曾经移居和控制的地域范围。这种迁移实际上是延续了大汶口晚期向北移动的趋势。

  三是临朐西朱封发现的龙山中期大墓与少吴氏有关。1987和1989年,在临朐西朱封发现了3座龙山文化大墓,这是目前所知龙山时期规格最高的墓葬之一[17]。综合比较这里出土的蛋壳高柄杯、鼎、鬻等陶礼器,与鲁东南的龙山中期同类器的前后演变是最明显的,约在龙山中期之末。西朱封遗址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面积约10万平米(一说5万多平米),历年出土过不少精美陶礼器和璇玑、钺、戚、矛等玉礼器,都显露出该遗址非同一般的聚落等级。另外,在它以南还有尧洼、河口等大遗址。这些都说明临朐一带在龙山中期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临朐县所在是鲁北偏东弥河上游山地里的小盆地,地理位置显得比较偏僻,但该县南部一带有铜铁矿藏,位于矿藏和西朱封之间的冶源镇就是古代重要的冶炼之地,《水经注·巨洋水》对此曾有详细记载,而面积达10万平米的尧洼遗址就在此镇境内。因此,我们相信,临朐在古代曾经有过辉煌,龙山大墓能在这里出现是有历史背景的。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这里也曾是少吴氏的活动之地。《帝王世纪》曾载:“帝少皋崩,其神降于长流之山。”古今大都引用《山海经·西山经》那条“长流(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的记载,认为“长流之山”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但《路史·后纪七》注却主张在临朐县,与众人不同。其实临朐南部就是多山环境,这里不仅有沂山,历史上还有丸山、九山(今有九山镇)、丹山等,其中丸山为黄帝登临之处(《史记·五帝本纪》),丹山则有丹朱之虚(《水经注·巨洋水》)。这些传说材料说明《路史》注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再从考古实物看,西朱封M202大墓出土的那件冠形玉器,其整体形态与日照两城那件玉圭上的兽面纹一脉相承,而后者又与莒县陵阳河发现的圭首形陶文比较近似,对此已有学者做过深入探讨[18]。不仅如此,在西朱封冠形玉器周围还发现了绿松石小片,这些小玉片在笔者看来应是这件玉器上的镶嵌物[19],而在陵阳河也发现了原本镶嵌在实物羽冠上的绿松石小片[20]。另外,早年日照两城的龙山墓葬也出过镶嵌绿松石的头冠饰。可见,西朱封这件玉器与陵阳河陶文所见少吴氏的圭首形王冠,在形态和镶嵌技法上都有密切的传承关系,更进一步说,这件玉器很可能是少吴氏的实物王冠,并且是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的王冠。从这一点出发并联系《路史》注的说法,基本可以认为,到龙山中期之末,少吴氏已迁到了鲁北东部的临朐一带,西朱封这3座大墓应是少昊氏王室成员的墓葬。

  三、龙山文化晚期的少昊氏

  从考古发现看,海岱龙山文化在中晚期之交的距今4300年前后文化面貌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而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分布范围上的。现在已看得很清楚,鲁东南一带是龙山早中期整个海岱地区最繁荣之地,但鲁北东部的潍河流域在龙山中期也成了新的繁荣之地,出现了面积超过10万平米的潍坊姚官庄、潍县狮子行等遗址。从这两地文化面貌的一致性看,应是从鲁东南东北部的潍河上游北上的,然后又从潍河中下游西进到弥河流域甚至淄河一带。目前所知,除了临朐西朱封外,寿光边线王、淄博桐林等都是这时期的典型遗址。

  到龙山晚期,整个海岱地区的文化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龙山早中期曾经繁盛一时的鲁东南和潍河流域此时基本被彻底放弃,日照沿海存在的大型聚落群(包括两城镇、丹土和发现陶文的尧王城本身)此时也急剧衰落。与此相反,整个海岱地区的西半部却在此时走向繁荣,目前所知海岱龙山文化晚期几乎所有典型遗存,都分布在鲁北西部的小清河下游和鲁中南的汶泗流域就是证明,在中原地区见到的海岱龙山文化类似遗存几乎都源自此时的海岱西半部也是证明。从龙山早中期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变化显然是向西大举迁移、而且是举族迁移造成的。目前资料表明,从鲁北东半部向西半部的迁移较为明显,至于有无鲁东南南部向鲁中南的迁移,目前还不清楚。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少吴氏。根据大量文献记载,地处鲁中南中部的曲阜一带至少从东周以来就被盛传为少昊之虚,早年唐兰先生提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氏的文化,一条重要根据就是曲阜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墓地。但现在根据鲁东南和皖北陶文的综合考量,鲁中南作为此时少昊氏之地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而我们从龙山早中期的发展趋势看,此时的少昊氏在鲁中南的可能性也可以基本排除。这样,鲁中南作为少昊氏活动之地的最大可能就落在了龙山文化晚期。截至目前,曲阜一带尚未发现龙山晚期的重要遗存,但在其东仅16公里的泗水尹家城却发现了5座龙山晚期大墓[21],其规格虽稍逊于西朱封,但仍属于目前所见海岱龙山最高等级的墓葬之列[22]。我们认为尹家城出现大墓并非偶然,因为即使按照《管子》的说法,上古立国只有“方七十里”的规模,从曲阜到尹家城的距离也在“方七十里”之内,所以尹家城大墓应与少昊氏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少昊氏王室贵族的墓葬。从这一点看,文献记载的曲阜作为少吴氏之都应是可信的,少昊氏活动的重心在龙山晚期迁到了曲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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