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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
2018-01-08 14: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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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内容提要】考古学上划分南、北匈奴文化以公元48年为准。中国新疆地区曾是匈奴活动地区之一。北匈奴西迁后仍保留较多匈奴游牧文化传统因素。从西迁匈奴人的葬俗仍可看到秦汉时匈奴的传统、礼仪和文化特质,但也有变异。

    【作者简介】马利清,女,郑州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郑州大学 考古系,河南 郑州 450000

    【关 键 词】北匈奴;西迁;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4)01-0007-05

  一、从考古新发现看北匈奴西迁

  在考古学上划分南、北匈奴文化当以公元48年为准,以大漠南北地理为界。分裂以后的北匈奴最初并没有离开本土,其文化传统与早先一脉相承不可能骤然发生变化。只有当其脱离本土,踏上西去之路,不断与当地土著文化发生冲突、接触和融合的时候,其文化面貌才会与早期匈奴文化逐渐发生分化。所以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北匈奴文化当是公元91年以后的特征。

  1997年,M.K.哈布杜里那和K.A.阿吉谢夫在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谢米列契地区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1](PP.316——328)发现26座古墓,并对其中的1座进行了发掘,编号为M1,地面有高达4米的圆锥形封丘,围绕在墓外有一周圆形的沟,宽约5——6米。封丘由内外两部分构成,封丘表层底部直径为42米,高4米,由黄土建成,外表覆盖一层光滑的巨型砾石和沙滩岩石;内层封丘直径为12米,高2.5米,也是由黄土组成,表面覆盖一层砾石。这种封丘在谢米列契地区分布较广,是当地的传统特征。墓道在封丘的西北角,是在距地表0.4——0.6米以下掏挖而成的地下墓道,顶部为圆拱形,地表有一入口。墓道长8米,宽1.0——1.2米,深度从1米逐渐加深至与墓穴相接处达到1.9——2.0米。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东西向,双人合葬,葬具也比较特殊,采用纵横垂直交错的木杆做成的担架为葬具,木杆直径约5厘米,宽0.8——1米。死者仰身直肢,男性东西向,头向西,有木担架葬具;女性南北向,头向南,无葬具。墓内发现殉牲,出土物既有典型匈奴传统随葬器物,如陶罐等,又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器物,如带柄铜镜、饰有仿皮囊接缝纹饰的陶器等。这里出土铁刀柄身连体,柄端无首,与早期分体的木柄刀和连体的环首刀有区别;出土的骨镞也有别于其他匈奴遗存发现的镞。时代断为公元1——2世纪,应是西迁到此的北匈奴墓葬。

  我国新疆地区也曾是匈奴帝国以及后来北匈奴活动的重要地区。从冒顿单于时期“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2](卷:110.《匈奴列传》)以后这里成为汉朝和匈奴争夺的焦点。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遁走于乌孙开始了向西逃亡,占领了乌孙之地;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和殇帝元平元年(公元106年)单于还曾从这里两次遣使向汉朝请求和亲,遭到拒绝;直到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北匈奴呼衍王还一直“辗转蒲类海、秦海之间”,蒲类海即巴里坤湖;北匈奴大部继续西迁之后,仍有老弱不能走者留居龟兹北,后在这里建悦般国。

  新疆哈密市东庙尔沟墓地[3][4],位于哈密市东面约30公里庙子沟沟口东岸台地上。1978年在此发掘石砌墓9座,墓表有圆形石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用薄石片砌筑,多仰身直肢葬。随葬陶器有加砂黑陶罐,手制,多素面,并发现铜镜残片等,时代当在战国至汉代。该墓地出土的铜镜含锡量和中国内地战国后期铜镜合金成份相似。从历史背景看,石砌墓在哈密的出现似属西汉时期(公元前2——1世纪),与匈奴向西域的扩张有关。新疆巴里坤县南湾墓地[3],位于巴里坤县奎苏乡上南湾村,地处巴里坤草原东部。1981——1982年在此发掘了上百座古墓,包括竖穴土坑墓和石砌墓两类。石砌墓地表有石圈围绕,墓室呈长方形,墓下壁用卵石垒砌,石壁高30——40厘米,时代断在距今3600——3000年,可能有误。南湾石砌墓很可能和庙尔沟石砌墓年代一致,属于西汉时期。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5][6],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汉代匈奴接近,人骨含有欧洲人种特征。1988年共发掘20座,所有墓葬地面上都有小卵石堆成的圆形或长圆形石堆,低的0.2——0.4米,较高的0.4——0.6米,墓葬形制主要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葬俗十分复杂,有四个类型,长方形竖穴土木框墓、木棺墓、石砌墓、洞室墓。东西向,葬具有木框(木担架)和木棺,殉牲常见马、羊头蹄。随葬品有陶罐,其中有典型的肩饰波浪纹的匈奴陶罐,铁器有剑、镞等;铜器有规矩镜、铜带扣等;骨器有匕、簪子等;还有少量的金饰件、银耳环和较多丝织品。其中M13为典型石砌墓,地表有低矮的石堆封丘,长5米,宽2.6米,高0.35米。封丘外用石圈环绕,墓口距地表0.55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略带椭圆,长1.88米,宽0.76米,深0.53米。墓室四壁用砾石砌筑,上盖石板,单人葬,仰身直肢,无葬具。除两个铁器残块外,未见其他随葬品。C14测定年代数据多在公元前190年到公元145年之间,参考出土规矩纹铜镜,年代大致在东汉前期。

  对照历史文献,新疆地区一直到桓帝元嘉三年(153年)尚有北匈奴人活动记录。所以不排除这些遗存也可能有延续到北匈奴时期的。上述匈奴遗存从西汉时期开始,自东向西,沿巴里坤—吐鲁番—和静—哈萨克斯坦分布,越往西年代越晚。哈萨克斯坦北匈奴遗址的发现为匈奴西迁路线找到了一个确定的里程碑,为寻找和辨别北匈奴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标尺。而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在时间上承前启后,在地理上把哈萨克斯坦北匈奴墓与新疆巴里坤两地联系起来,文化特征既保持了典型匈奴文化的石砌墓、波浪纹陶罐、殉牲习俗,又出现了与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相同的木担架葬具,旧的文化特征逐渐减少,新的文化因素逐渐增加的趋势开始出现,到下一站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这种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出现了当地特色的仿皮囊圜底陶器和带柄铜镜。这些新的考古材料证明了文献关于单于屏气蒙毡,遁走乌孙之地,以后又入康居的零星记载是确实可信的。

  北匈奴墓葬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北匈奴西迁后,在文化特征上依然保持了较多匈奴游牧文化的传统因素。如,地表仍有圆形封丘和方形封丘两种,大型墓葬一般多采用方形,普通墓葬多圆形,墓室壁下部用石块垒砌,平面长方形,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陶罐、骨镞、铁刀和装饰品等,都是对漠北匈奴传统墓葬形制的继承。但同时继承中又有新的变化。早期匈奴帝国墓葬封丘一般都不高,约0.3——2.5米,封丘中常有凹陷坑,有的一侧高一侧低,有的甚至可能是盗墓挖出的土堆积而成的。北匈奴时期大中型墓葬封丘受当地流行的高大的库尔干式封丘的影响,封丘较为高大,一般在4米以上。建造方式也不同于前,系用砾石、沙滩岩石和黄土分层垒砌堆积。匈奴帝国时期墓穴多为长方形或正方形,以南北向为主,带墓道的大墓墓室通常深达十多米,平面多正方形,边长从十几米到四十多米不等,大墓南部一般带有一条露天式的墓道,长8——40米不等,近墓室处较宽,末端渐窄,多用石头垒砌,深度呈斜坡状渐降;普通墓墓室一般较浅,平面为长方形,长2米,宽1米左右。北匈奴的别里克塔什M1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穴口用横木覆盖,上铺大石块,墓道是在墓穴西北而不是南部,是在距地表40——60厘米以下挖成的过洞式墓道,而非露天式,长8米。匈奴帝国时期墓葬基本上均属单人仰身直肢葬,以南北向为主,死者头向北,一般都有棺椁葬具。而北匈奴墓葬为东西向,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M1为双人合葬,头向不一,男性东西向,头向西,女性南北向,头向南;男性有葬具,而女性没有。葬具也较为特殊,新疆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部分墓葬和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M1均系采用纵横垂直交错的木杆做成的担架为葬具。很明显,随着迁徙的过程中北匈奴与其他部族的接触和交流日增,地方文化的影响不断渗透,北匈奴在文化内涵和人种成分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异。

  二、从葬俗看北匈奴西迁

  西方史家对“匈人”葬仪有过较为翔实的记录。约丹内斯整理的东罗马史家Priscus《出使匈奴王阿提拉汗庭记行》中描述了阿提拉时代匈奴贵族的葬俗:“贵族或诸侯的马要在其主人死后第三天、第七天或第四十九天杀死,由亲友享用。人们将葬礼后筵席所剩的东西、马辔具、马鞍、武器一块烧掉,然后把灰烬和食物等陪葬品埋到离墓不远的地方,……男子们剪下自己的辫子,在自己原先已令人害怕的脸上刻下深深刀痕,用鲜血哀悼其领袖。”而阿提拉的葬礼被描绘得极尽奢华:“尸体被置于城中央的一个丝绸帐篷中,挑选出的骑士骑马围绕尸体疾跑、哀歌。接下来是狂欢的酒宴,悲伤与娱乐交替进行。尸体在夜里被秘密下葬,最里面用黄金,外面用银子,最后用铁裹住……安葬阿提拉的人在葬礼后被无情杀死。”[7]据报道在匈牙利确实发现有墓葬最外面是铁、中间是银、最里面是黄金的葬具,还有一处墓葬的棺木上钉有铁皮和薄金片[7]。

  道尔吉苏荣等在诺音乌拉贵族墓附近发现祭祀坑的情况与上述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在匈奴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常常发现墓穴中有炭粒,有的棺椁有烧焦的痕迹。匈奴人的棺椁木板上也经常发现钉上金箔片如日月形金箔以及各种动植物等纹饰作装饰。科兹洛夫在《北蒙古发现古墓记》描述诺音乌拉地区苏珠克图贵族墓葬时说:“棺内镶金约一制钱厚……”[8]诺音乌拉M1、M6周围发现有祭祀坑,一般直径为2.5——4米,深约1——3米,彼此间距为3米。坑表往往下陷,坑壁用石头垒砌成菱形,里面发现大量的炭粒、灰烬、烧焦的木炭以及动物骨骼、陶器、铁器等物。这些遗物很可能就是葬礼后宴席上所剩的被烧掉后埋在不远处的灰烬和陪葬品。而且诺音乌拉等墓葬中普遍发现剪下的发辫和发束,有的装在丝绸锦袋中。如诺音乌拉M1出土有不少装在绸布口袋中的头发[9];“康德拉梯也夫墓葬”中发现装在锦囊中的八缕头发[9];另一墓中出有粗细不一的17条黑色发辫,缚以红绳,一般以为是妇女的发辫[9]。科兹洛夫也说墓中“女有辫者譬者”[8]。普通平民墓如德列斯图依墓地M10也发现死者右肩上有一条发辫[10]。但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墓葬,还是祭祀坑中,从未发现殉人现象。匈奴与匈人似乎都是用剪下的辫子来代替殉葬的。

  西迁的道路是遥远而漫长的,中间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随着北匈奴离开蒙古高原向西迁徙,对外族的征服、通婚和外族人口的加入,必然导致文化特征甚至人种的复杂化。其埋葬礼俗也必然会随着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异,传统文化习俗逐渐减少,新文化因素日益增加。但匈人葬俗与匈奴的相似性充分证明它们属于同一民族。

  三、从鍑的发现看北匈奴西迁

  匈奴人是如何西迁到达欧洲的,西方学者未能作出严密的考证,甚至认为这种考证“是不可能的”[11]。我国学者齐思和曾著文《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12]。将北匈奴西迁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悦般时期;(二)康居时期;(三)粟特时期;(四)阿兰时期。大约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注:《后汉书·袁安传》卷45;同一件事还见于《后汉书·南匈奴传》“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约公元160年前后,鲜卑檀石槐西击乌孙,北匈奴被迫西迁到康居。大约公元260年迁居葱岭以西的粟特(齐思和以为在咸海附近,张星烺、冯家升、肖之兴等考证在前苏联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13][14][15],并且,肖之兴认为匈奴迁居粟特这一过程是不存在的)。此时,中亚地区正是匈奴世仇大月氏称霸阿姆河的时期,所以匈奴人占领粟特必定是经过残酷的战争和杀戮。史称“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16](卷102.《西域传》),北匈奴定居中亚时,还统治过阿尔泰山的乌戈尔部落。《汉书·西域传》所谓“乌揭”即为阿尔泰山南麓的乌戈尔人。在以后的100年里,他们与波斯帝国进行了互有胜负的长期战争,并与印度“笈多王朝”长期对峙,在印度文献中他们被直接称为“匈奴”(Huna)或“白匈奴”(Sita Huna)。欧洲史家最早提到匈奴在公元4世纪中叶,大约正是匈奴侵入阿兰时期,罗马史家阿米阿纳斯(公元330——390年)在《历史》中记录了匈人征服阿兰的过程[17]。公元374年匈人出现于东欧,几经征战在匈牙利建立了“阿提拉帝国”。

  近年,国内外学者已尝试从铜鍑的发现把匈奴的西迁分为五个阶段[18]。(一)公元前2世纪——公元91年,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至黄河流域;(二)公元91——160年,主要分布在新疆到阿尔泰地区;(三)公元160——350年,主要分布于乌拉尔地区;(四)公元350——374年,分布于顿河以东、北高加索一带;(五)公元374——455年,分布于东欧。郭物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鍑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作了全面的研究,其观点载于《欧亚学刊》[19]。

  秦汉时期典型匈奴鍑大致可以分为三型:直立环耳、桥形方耳和“山”字形耳,这三种鍑主要发现于阴山南北至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大致不出匈奴帝国的统治范围。流行的时间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91年前后。我们从西伯利亚地区匈奴岩画中也可以看到,鍑作为匈奴人主要的生活用具、宗教祭祀礼器甚至可能作为牲畜饮水工具被大量使用,它与匈奴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我们选择一些各地发现的典型的鍑的标本来考察其发展演变线索。

  A型:直立环耳鍑,伊沃尔加匈奴墓出土1件直立环耳,圈足为小三角形,时代为公元前2——1世纪,此外,在伊沃尔加遗址还发现过陶质的鍑形器,应是较早的鍑的形式。

  B型:桥形耳鍑,德列斯图依匈奴墓出土1件,桥形方耳,圈足有小梯形镂孔。

  C型:“山”字形耳,诺音乌拉M6出土1件,“山”字形耳,耳根处各起阶形附件,腹部饰以大波状纹,圈足上有梯形镂孔。伴出有“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铭文的漆耳杯,年代的上限为西汉末年。从这种形制的鍑耳与圈足特征看,应源于A、B型鍑。同类器还在鄂尔浑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托克托县、赤峰林西县、巴林左旗、宁夏固原、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有发现,时代应与诺音乌拉M6相近或略晚。陕西榆林县小纪汗乡菠萝滩村1982年征集一件“山”字形耳铜鍑,“山”字的中脊发展为一突;另外在恰克图沙拉郭勒发现一鍑耳,“山”字形耳的中脊亦为一突,显示出“山”字耳向蘑菇形耳演变的端倪。

  这三类是匈奴文化的典型器物,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匈奴的鍑随之远播南俄草原、东欧境内,造型纹饰也略有变化。

  在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乔尔纳库吕亚发现1件鍑,“山”字形耳变为三个蘑菇状小突起,二耳根处附件上部变尖。很明显是C型匈奴鍑演变发展的结果。公元91年,北单于被汉将耿夔破于金微山(即阿尔泰山),遁走乌孙,直到公元153年,还在今新疆一带活动。此鍑应是这一时期的遗物。

  在乌拉尔山中段西侧地区伏尔加河中游乌里扬诺夫斯克附近奥索卡Osoka[20]、上科奈特斯也曾经出土鍑,桥形方耳,腹身装饰穗状纹。应是上述匈奴B型鍑吸收当地艺术的产物。在俄罗斯南乌拉尔奥伦堡克兹尔—阿德山洞墓葬中发现1件鍑。“山”字耳发展成为三个蘑菇状突起,二耳根的附加饰上部发展为二个小蘑菇鍑突起。与匈奴C型鍑十分相似,但又有所发展和小的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D型鍑,很显然D型是匈奴C型鍑的延续。匈奴在南俄草原的活动文献失载,鍑的发现就成为证明匈奴西迁路途中在这里停留的重要线索。

  在北高加索哈巴茨、伊万诺夫卡发现了2件铜鍑,耳根附加装饰离开主耳,形成单独的蘑菇状突起,显然晚于D型鍑,是D型鍑的发展形式。我们称之为E型,这基本上就是匈人鍑的定型样式。无疑它可以作为匈奴在“阿兰”境内活动的见证。阿兰原名奄蔡,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 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2](卷123.《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域,属康居。土地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21](卷88.《西域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转》裴注引《魏略》“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罗马帝国)、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22](卷30.《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罗马史家阿米阿纳斯在《历史》中记录了匈人入侵并征服阿兰的过程[18]:两军激战于顿河上,虽然阿兰人顽强抵抗,但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敌不过匈人骑兵,结果国王被杀,国被征服,大部分阿兰人被匈奴人接受为同盟者。阿兰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南俄草原以东,东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南及高加索山地。匈奴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进攻,到达东欧境内,大约在公元350——374年。

  在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南山沟也曾发现这种形式的鍑,学者推测可能是回传悦般国(留居新疆一带的匈奴老弱所建)使用的。

  匈人在欧洲的活动在海尔芬《匈人世界》、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有了较为清楚的记载。在匈牙利Tortel地区潘斯特县、约内什蒂、代萨、卡帕斯河谷、舍斯塔契等均出土E型鍑,其中,匈牙利Tortel地区出土了一件最为精美的鍑,圜底,双耳各附六个蘑菇状装饰,高89cm,修复的圈足后高达99cm,直径50cm[20](P109),应属E型鍑的变体形式。在西里西亚的墓葬中曾经发现30只铜鍑,被人为打破弄损,与其他随葬品放置在一起。鍑高50——60cm,装饰简单线条的树叶状纹饰、蘑菇状纹饰,而这类纹饰在匈奴贵族装饰品上常常出现[19]。在匈牙利等欧洲地区发现的铜鍑往往和罗马可资断代的器物共存,时代较为可靠。

  很明显,从A-E型鍑之间的造型、装饰纹样、耳的变化趋势等都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它的广泛分布是有规律可循的,与历史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吻合,是随着匈奴的西迁由蒙古高原逐步西传扩散的结果。

  结语

  从西方历史文献中我们了解到,公元4世纪中叶,一支号称匈人的骑兵突然出现在欧洲东部多瑙河畔。他们征服了东哥特人,击败了西哥特人,直逼罗马帝国。西方学者在18世纪对照中国历史记载指出这支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

  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遗址的发现为北匈奴西迁路线确定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匈奴墓的发现又把它与新疆巴里坤这两地联系了起来,从西汉时期的巴里坤到东汉前期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再到公元2世纪前的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自东向西连成一线,文化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渐远渐变的趋势。这些新的考古材料印证了文献关于单于屏气蒙毡,遁走乌孙之地,以后又入康居的记载,为我们指明了匈奴西迁的前半段路程的大致路线。而从新疆地区至南俄草原一直到欧洲一线发现的大量匈奴人遗留下的铜鍑标本又为匈奴西迁的后半部分路线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文献记载北匈奴西迁欧洲而成为“匈人”的过程应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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